佛教文化及寺庙建筑设计布局

佛寺有很深的宗教与社会属性,它是同一时代的“文化载体”,涵括了哲学文化、科学文化、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商业贸易、伦理道德、人文风尚、慈善救济、碑铭书法、建筑工艺、园林环境、美术创作、雕塑艺术、壁面彩绘、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服装佩饰、法事仪轨等等。本文主要是初探佛教的建寺文化,将介绍佛塔﹙pagoda﹚、僧院﹙monastery﹚、石窟﹙cave﹚、佛殿﹙temple﹚等兴建的历史缘起,以及佛像创造的缘起与发展。

 

一、佛教文化在中国

佛教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从印度经过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而传入中国的。在大约两千年的期间,佛教对于中国人民思想、文化,以及物质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了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南传佛教(巴利语系)。隋唐时,中国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在汉地佛教中逐渐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华严宗、禅宗八个宗派。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主要流行于中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到13世纪后期,西藏上层僧侣逐渐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经过不断发展,终于形成了西藏地区独特的佛教形式。并形成宁玛教(红教)、噶当派、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等许多独立派别。


公元200年前后,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汉朝已经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以后大约四个世纪的期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陷入了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从辽东,从蒙古,从新疆,许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部落或民族,纷纷企图侵入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生活比较优裕安定的汉族地区。中国的北部,就是从黄河流域一直到万里长城一带,变成了一个广阔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进行着汉族和各个外围民族的战争,也进行着那些外围民族之间为了争夺汉族的土地和财富的战争;也进行着被压迫的人民对于他们的残暴的不管是本族的或者外族的统治者的反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劳动成果不是被战争完全破坏,就是被外来的征服者或是本民族的残暴的统治者所掠夺,生活没有保障。就是在这些统治者之间,在战争的威胁下,他们自己也感到他们的政权,甚至于他们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在苦难中对于统治者心怀不满的人民也对他们的残暴的统治者进行反抗。总之,社会秩序是很不安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困苦绝望中的人民在佛教里找到了安慰。同样地,当时汉族以及外围民族的统治者,在他们那种今天是一个胜利者,明天就可能变成了一个战争俘虏,沦为奴隶的无保障的生活中,也在佛教中看见了一个不仅仅在短短几十年之间的生命。同时他们还看到佛教的传播对于他们安定社会秩序的努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广大人民向往着摆脱苦难的要求下,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就在中国传播起来了。在公元第四世纪,佛教已经传播到全中国。


二、佛寺建筑史话

古印度佛教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塔,塔内埋藏佛祖的身骨舍利,因此,塔就成为教徒们顶礼膜拜的神圣建筑。受印度佛教建筑的影响,中国佛教建筑最初的寺庙也把塔放在中心位置。史书上记载,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寺庙都以塔为主体建筑,使之处于中心位置。到唐代,塔的地位逐步降低,殿的地位日益提高。开始时,塔殿并立;继而,塔在殿后;最后,塔被置于寺外,或另建塔院,而殿却被放在寺庙建筑的主体位置上。


佛教建筑由以塔为中心演变为以殿堂为中心的过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受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影响。华夏大地自殷周至唐代的一千多年中,宫殿、王府、署衙、宅第等,逐步形成以殿为主,由层层院落组成的传统建筑模式。在这种建筑群中,殿的位置是崇高的、神圣的、显赫的,是帝王议论国家大事、举行大典的地方,也是祭祀天地,社稷、神灵和祖宗牌位的地方。因此在佛教寺庙中,供奉佛像、礼佛、诵经的地方也应该是殿,这是中国人早已习惯并经常采用的形式。当时唐代著名僧人道宣(596~667年),在制定僧团制度,确定僧人行为准则、仪式、以及僧人出家去除俗姓而以法号相称等规定后,并规定寺庙建筑标准,指出殿是寺的中心。这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做出选择的结果。


二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王公、贵族、富商、甚至皇帝,出于对佛教的崇敬,往往“舍宅为寺”。像河南登封“嵩岳寺”,原是北魏宣武帝拓跋恪的离宫,后由其子舍作寺院。北京雍和宫原是清胤祯的雍亲王府,当他当上皇帝后,将其一半改成喇嘛寺庙。这些宅第都以大殿为主体建筑,改成寺庙后,对佛教寺庙建筑布局和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

到了宋代,以殿为中心的佛教寺庙,又被中国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禅宗发展成“伽蓝七堂”的建筑形式。七堂,即指佛堂、法堂、僧房、库厨橱、山门、西净、浴室等。这样,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寺庙,已全部“中国化”了。


佛教传入中国,仅仅按照已经有文字记录,就已经有了将近两千余年的历史。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建筑的历史实际上比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要长若干倍。估计从石器时代开始,经过可能达到一两万年的长时间,一直到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匠师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工程结构方面,形成了一套有高度科学性的结构方法;在建筑的艺术处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特殊风格的手法,成为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那就是今天一般被称作中国建筑的这样一个建筑体系。在这些建筑之中,有住宅、宫殿、衙署、作坊、仓库等等,也有为满足各种精神需要的特殊建筑,如中国传统祭祀天地和五谷之神的坛庙,拜祖先的家庙,模拟神仙世界的仙山楼阁,迎接从云端下来的仙人的高台等等。中国的佛教建筑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传在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等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当时的政府把一个宫署鸿胪寺,作为他们的招待所。“寺”本是汉朝的一种官署的名称,但是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称了。按照历史记载,当时的中国皇帝下命令为这些天竺高僧特别建造一些房屋,并且以为他们驮着经卷来中国的白马命名,叫作“白马寺”。到今天,凡是到洛阳的善男信女或是游客,没有不到白马寺去看一看这个中国佛教的苗圃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在中国的建筑上都有所反映,并且集中地表现在中国的佛教建筑上。

《浅谈佛教文化和佛教寺庙建筑及布局》

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天的南京一带),有一个官吏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见《后汉书•陶谦传》」。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的文献。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巨大的规模,可以容纳三千多人。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个上累金盘的重楼。完全可以肯定,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做的刹;它本身就是印度窣堵坡(塔)的缩影或模型。所谓“重楼”,就是在汉朝,例如在司马迁的著名《史记》中所提到的汉武帝建造来迎接神仙的,那种多层的木构高楼。在原来中国的一种宗教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下,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类型,加上了一些外来的新的因素,就为一个新的要求——佛教服务了。


三、佛教寺庙布局

在公元400年前后,中国的高僧法显就到印度去求法,回来写了著名的《佛国记》。在他的《佛国记》里,他也描写了一些印度的著名佛像以及著名的寺塔的建筑。法显从印度回到中国之后,对于中国佛教寺院的建筑,具体地发生了什么影响,由于今天已经没有具体的实物存在,我们不知其详,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在这个时期,很多中国皇帝都成为佛教的虔诚信徒。在公元419年,晋朝的一个皇帝,按历史记载,铸造了一尊十六尺高的青铜镀金的佛像,由他亲自送到瓦棺寺。在第六世纪前半,有一位皇帝就多次把自己的身体施舍在庙里。后来唐朝著名的诗人杜牧,在他的一首诗中就有“南朝四百八十寺”这样一个名句。这说明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建康(今天的南京),佛教建筑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与此同时,统治着中国北方的,由北方下来的鲜卑族拓跋氏皇帝,在他们的首都洛阳,也建造了一千三百个佛寺。其中一个著名的佛塔,永宁寺的塔,一座巨大的木结构,据说有九层高,从地面到刹尖高一千尺,在一百里以外就可以看见。虽然这种尺寸肯定地是夸大了的,不过它的高度也必然是惊人的。我们可以说,像永宁寺塔这样的木塔,就是笮融的那个“上累金盘,下为重楼”那一种塔所发展到的一个极高的阶段。遗憾的是,这种木塔今天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存在。我们要感谢日本人民,在他们的美丽的国土上,还保存下来像奈良法隆寺五重塔那种类型以及一些相当完整的佛寺组群。日本的这些木塔虽然在年代上略晚几十年乃至一二百年,但是由于这种塔型是由中国经由朝鲜传播到日本去的,所以从日本现存的一些飞鸟、白风时代的木塔上,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中国南北朝时代木塔的形象。此外,在敦煌的壁画里,在云冈石窟的浮雕里,以及云冈少数窟内的支提塔里,也可以看见这些形象。用日本的实物和中国这些间接的资料对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初期的佛塔,大概就是这种结构和形象。在整个佛寺布局和殿堂的结构方面,同样的,我们也只能从敦煌的壁画以及少数在日本的文物建筑中推测。从这些资料看来,我们可以说,中国佛寺的布局在公元第四第五世纪已经基本上定型了。总的说来,佛寺的布局,基本上是采取了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布局方法。一般地说,从山门 (即寺院外面的正门)起,在一根南北轴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布置一座座殿堂,周围用廊庑以及一些楼阁把它们围绕起来。这些殿堂的尺寸、规模,一般地是随同它们的重要性而逐步加强,往往到了第三或第四个殿堂才是庙宇的主要建筑一—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后面,在规模比较大的寺院里可能还有些建筑。这些殿堂和周围的廊庑楼阁等就把一座寺院划为层层深入、引人入胜的院落。在最早的佛寺建筑中,佛塔的位置往往是在佛寺的中轴线上的。有时在山门之外,有时在山门以内。但是后来佛塔就大多数不放在中轴线上而建立在佛寺的附近,甚至相当距离的地方。


佛教寺庙是供奉佛像、存入佛经、举行佛事活动和供僧众们生活、居住的场所。因此,各类佛教寺庙的建筑和布局,无不与其功能相适应,同时又受到当地传统建筑风格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大体与三种佛教派别相适应,寺庙类型可分为:


(一)汉地佛教寺庙

汉地佛教寺庙分布在全国各地。受古建筑形制影响,有下列特点:

1.重要殿堂与佛像布置在中轴线上。一般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或观音殿、藏经楼。

2.较大的寺庙在主体殿阁两侧,仿宫殿廊院式布局,对称排列若干个较小的院落。各院按贡奉佛像和功能命名。如菩提院、般若院、塔院、方丈院、法堂、祖师殿、罗汉殿等。文献记载,唐长安章敬寺有48个院、房屋4130余间,是皇室专建的特大规模的寺院。

3.主院和各小院均绕以回廊,廊内有壁画。在中轴线重叠四合院的两侧,又对称地布置了重叠四合院,形成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的格式,如河南少林寺和北京潭柘寺。

4.一些山中寺庙,受地形的制约,采取古建筑的形式,依山就势布局,做到错落有致。中轴线虽不明显,但主要殿堂布置在主要游览线路上。如北京的戒台寺,千山的龙泉寺,黄梅的五祖寺和福州的涌泉寺。有的寺庙建在沟谷的桥上,如井陉的福庆寺。还有的建在悬崖峭壁上,如恒山的悬空寺。

5.佛寺中,广植花木,或松或柏,或银杏或紫荆、藤萝。有的庭院内掘有荷花池,叠假山,并同建筑有机结合,成为理想宗教场所,又是安全舒适的生活区。


(二)藏传佛教寺庙(喇嘛庙)

藏传佛教寺庙始建于唐代,即佛教最初入藏之时。松赞干布修建的法王洞(曲结竹普)、超凡佛殿(帕巴拉康),是布达拉宫的雏型,以后经过多次维修和扩建,形成现在规模。随着佛教的传播,藏传佛教寺庙建设到清代达到极盛时期。

藏传佛教寺庙同汉地寺庙在建筑上有很大不同:

1.单体建筑的经堂、佛殿、僧舍,为木柱支撑、密檐平顶的碉房式建筑。墙壁厚实、收分大,剖面呈梯形。墙面上修有许多音窗(假窗),并加上许多横向装饰。

2.在建筑群体上没有中轴线,没有对称的房屋布局,也没有层层重叠的四合院。主体建筑为佛殿和扎仓,居于寺内的重要位置。其它建筑,如活佛住处、办公处、喇嘛们住处、印经院、讲经院、讲经坛、塔等,则围绕殿和扎仓布列。外面有厚墙环绕,酷似城堡。扎仓,是藏传佛教中喇嘛们学习各种经典的地方。各个扎仓中都有经堂和佛像,大者可容纳数千人。一般的藏传佛教寺庙中,都有两个以上的扎仓,甘肃夏河的拉卜腭寺有6个扎仓。

3.立面看,往往是开井空筒式佛殿建筑。因藏传佛教寺庙的大殿内贡奉佛像高大,但进深很小,故内部呈空筒式,在空筒四周又修有层数不等的围廊。各层围廊间,有楼梯相通,可以逐层上达。西藏日喀则扎什布伦寺贡强巴佛像(弥勒佛)高达27.4m,围绕四周有五层围廊,顶部开天井采光。

4.重要藏传佛教寺庙,又是过去地方政府所在地。如萨迦寺、布达拉宫、哲蚌寺,先后是历代西藏政权领袖达赖喇嘛的住地,也是西藏政府所在地。寺内有办公用房,布达拉宫内还有法院和监狱建筑。

5.藏传佛教寺还有少数圆墙围绕,中间是大殿或塔。西藏扎囊的桑鸢寺和江孜的白居寺就是这种特殊型寺庙。后者中间为覆钵式塔(喇嘛塔),塔座由77间佛殿和佛龛组成,因此被人称为“塔中寺”。这种建筑,不仅是藏传佛教,也是中国佛教寺庙中的建筑珍品。


(三)南传佛教寺庙

南传佛教寺庙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区。受小乘教和当地民族建筑形式的影响,其寺庙主要特点是:

1.南传佛教寺庙没有明显的庭院和中轴线形式,也无依山就势高台形式,而是以塔为主或以释迦佛像为主,以殿堂相配合,周围分布或分散布置房屋。

2.在佛寺建筑形式与结构上多受缅、泰建筑风格影响,屋顶高起,坡度较大。有一部分受干阑式结构的影响,下面凌空,上建殿堂。如遮勒大金塔寺等。

3.受小乘佛教教义的限定,殿堂只贡释迦牟尼像及其遗物、舍利、佛塔和菩提树等。


(四)汉藏混合型寺庙

在汉族佛教寺庙中,还有一种汉族寺庙建筑形式和藏传佛教建筑形式相结合而建的寺庙。如承德的普宁寺和普乐寺。寺庙前部中轴线分明,而后部却建在一个高大坛台上,中间为主体建筑,四面布置配殿或次要建筑,属曼陀罗式建筑。

中国佛寺的这种院落式的布局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除了它一般地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之外,还因为在历史上最初的佛寺就是按照汉朝的官署的布局建造的。我们可以推测,既然用寺这样一个官署的名称改做佛教寺院的名称,那么,在形式上佛教的寺很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汉朝官署的寺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南北朝的历史记载中,除了许多人,从皇帝到一般的老百姓,舍身入寺之外,还有许多贵族官吏和富有的人家,还舍宅为寺,把他们的住宅府第施舍给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这样,有很多佛寺原来就是一所由许多院落组成的住宅。由于这两个原因,佛寺在它以后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采取了这种世俗建筑的院落形式,加以发展,而成为中国佛教布局的一个特征。


四、寺庙中的佛像雕塑和壁画


(一)释迦牟尼和诸佛

佛寺中主要贡奉人物像有佛祖释迦牟尼、菩萨、罗汉、天王等。佛祖在任何寺庙中都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中,或称正殿。佛像高大,或坐或立或卧,神态庄严肃穆。由于时代崇尚的发展变化和宗派的不同,主尊佛的位数亦不一样。

一位主尊的居多,两侧肋侍有两头陀:老者迦叶,年青者阿难;或者两位菩萨:文殊和普贤。上海玉佛寺内供奉着用整块白玉雕成的玉雕佛像,高1.9m;甘肃张掖大佛寺内有全国最大木胎泥塑金装彩绘卧佛像,长34.5m;北京卧佛寺内有全国最大铜铸卧佛像,长5m。

三位主尊的,有“三身佛”、“横三世佛”和“竖三世佛”。三身佛,即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和应身释迦牟尼佛;横三世佛,即婆娑世界释迦牟尼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竖三世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过去佛燃灯佛和未来佛弥勒佛。

五位主尊的,正中为毗卢遮那佛,左侧为南方宝生佛,表福德;东方阿陀佛,表觉性;右侧为西方阿弥陀佛,表智慧;北方不空成佛,表事业。

七位主尊的,有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罗孙佛、拘那舍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辽宁义县奉国寺(始建于辽代),供奉七尊佛,正中毗婆尸佛像高达9.5m,其余的都在8m以上,因此又称“七佛寺”。


弥勒佛是释迦牟尼未来佛。佛经上讲,弥勒梵文是“慈氏”,名“阿逸多”,是释迦弟子,早于释迦入灭,居住在兜率天,佛祖预言56亿7千万年后转世。因为四大天王和弥勒同居在须弥山,在寺庙中弥勒佛多在天王殿正位。由于中国佛教和老百姓认为唐末五代奉化的契此布袋和尚是弥勒转世,按他形象塑像极富戏剧化,多为端坐的胖大和尚,袒胸露腹,大肚子滚圆凸出,喜眉乐目,笑口常开,倍受人喜欢。有的寺庙中在弥勒佛身边塑五个胖小子,爬上爬下,与他嬉戏,人称“送子弥勒”。在少数寺庙中弥勒佛像是印度式的庄严肃穆佛像。四川凌云寺的弥勒佛是世界最高的石雕佛像,高达71m;西藏扎什伦布寺强巴(弥勒)佛像是全国最大铜铸佛像,高达27.4m。

在释迦牟尼两侧还有两个重要佛,右侧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负责接引众生进入佛国,左右肋侍为观士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又称“西方三圣”;左侧是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满足众生欲望,解除众生一切痛苦,左右肋侍为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又称“东方三圣”。西方三圣和东方三圣,在有的寺庙中独立组成殿。在塑像造型上,众佛神姿相像,难以辨认。只有根据他们的位置和手印不同予以区分。释迦牟尼左手放在左脚上,名为“定印”,表示禅定意思,右手直伸下垂或向上屈指作环状,前者叫“触地印”,表示成道前,为了众生牺牲自己,这一切唯有大地能够证明,这种造像为“成道相”;后者叫“说法印”,也就是说法像。药师佛一手持钵,一手执药丸状。阿弥陀佛两手相托或交叉,两大指对顶,掌中有莲台,接引姿式。


(二)菩萨

 菩萨,仅次于佛,旧译为“大士”,他是“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之人。菩萨的职责就是帮助佛,用佛教的宗旨和教义,解救在“苦海”中的芸芸众生,将他们度到极乐世界中去,了却一切烦恼,永远欢乐。在中国民众中有影响的菩萨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四大菩萨。他们各有分工各有特点。文殊菩萨表大智,智慧辩才第一,头顶五髻,骑青狮,持剑,手托莲花;普贤菩萨表大行,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执如意或莲花,咖跌坐在六牙白象上;观音菩萨表大悲,救苦救难于人间,现33化身,救12种大难,头顶肉髻,端坐莲花宝座上,手执杨柳枝,左右肋侍善财童子和龙女;地藏菩萨表大愿,教化六道众生,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四大菩萨在中国名山中各有自己的道场,分别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在佛教寺庙中,文殊、普贤和观音称为“三大士”,塑像中,唐代以前都是男像,宋以后都成女像,而且是美女像。山西平遥双林寺中观音泥塑像,肌肤细腻,体态轻盈,宛如妙龄少女,楚楚动人。大同华严寺中一尊合掌露齿菩萨,朱唇微启,含羞带笑,为世间少见美人。据说这尊辽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品,是雕塑家仿造他未婚妻的模样捏塑的。

在四大菩萨中,观音影响最大,大佛寺中造像也最多,有33化身,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甚至在道教的宫观中也有观音造像。


(三)罗汉

据说佛教徒修行可能达到高低不同的四种成就,每一种成就叫一个果位。其中阿罗汉果,成就最高,达到了修行的最高境界,得此果位之人,就称阿罗汉,简称罗汉。在大乘佛教中,罗汉品位之上是菩萨,最高是佛。罗汉的任务是常住人间,护法和弘扬佛教。


十六尊者或罗汉,是释迦得力弟子,各有所长。《法住记》中说:第一尊者宾度罗跋啰惰阇(Pindolabharadvaja),与自眷属千阿罗汉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迦诺迦伐蹉(Kan-akavatsa),与自眷属五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北方迦湿弥罗国;第三尊者迦诺迦跋厘惰阇(Kanaka-bharadvaja),与自眷属六百阿罗汉多分住在东胜身洲;第四尊者苏频(Suvinda),与自眷属七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北俱卢洲;第五尊者诺距罗(Nakula),与自眷属八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南赡部洲;第六尊者跋陀罗(Bhadra),与自眷属九百阿罗汉多分住在耽没罗洲;第七尊者迦理迦(Karika),与自眷属千阿罗汉多分住在僧伽荼洲;第八尊者伐阇罗弗多罗(Va-jraputra),与自眷属千一百阿罗汉多分住在钵刺拏洲;第九尊者戍博迦(Svaka),与自眷属九百阿罗汉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十尊者半托迦(Panthaka),与自眷属千三百阿罗汉多分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罗怙罗(Rahula),与自眷属千一百阿罗汉多分住在毕利飏瞿洲;第十二尊者那伽犀那(Nagaena),与自眷属千二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广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因揭陀(lngata),与自眷属千三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广胁山中;第十四尊者伐那婆斯(Vanav-asin),与自眷属千四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阿氏多(Ajita),与自眷属千五百阿罗汉多分住在鹫峰山中;第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Cuda-panthaka),与自眷十八罗汉或十六罗汉的塑像都在大雄宝殿中两侧排列,多为印度人形象。


五百罗汉塑像始于东晋,吴越王钱氏先于天台山方广寺,后于杭州净慈寺创建五百罗汉堂。五百罗汉在佛经中多处记载。《十诵律》说,佛祖说法时,有五百弟子听道;《法注记》中说,十六罗汉驻各地,其部下有五百到一千六百不等;《舍利弗问经》中记载,有五百罗汉重兴圣教之事。又有记载佛灭度后两次集结都有五百比丘参加。至今北京碧云寺、武汉归元寺、昆明筇竹寺、成都宝光寺、苏州戒幢寺、长清灵岩寺等都有五百罗汉堂。山西平遥双林寺除罗汉外,再加佛、菩萨、天王、力士等塑像达2052尊,为寺庙塑像之冠。由于罗汉数量众多,因而留给艺术家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空间,使罗汉堂成为倍受观光客欢迎的景点。宝光寺和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像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站有跪,有坐有立,有的静坐参禅,有的谈笑风生,有的醉意朦胧,有的低头沉思,有的似哑人打手势,有的如小摊叫卖……,人间百态,应有尽有。同时利用夸张手法,塑造出揽月罗汉长长手臂伸向天空,跨海罗汉粗壮长大的双腿横跨于碧波之中,长眉罗汉的眉毛长几可及地……这手臂、腿、眉,同人体部位简直不成比例,但却显得可亲可敬。


(四)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又称四大金刚,是佛教王国里的神将,保护四方世界。天王像立在寺庙天王殿中两侧,塑像威武雄壮。各方天王,面部、衣服颜色、手中持物各不相同。东方持国天王,名多罗咤,镇守东胜神州,面部白色,身着白色甲胄,手持琵琶。他慈悲为怀,保护众生,用音乐感化众生使之皈依佛教;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镇守南赡部洲,面青色,穿青色甲胄,手执宝剑,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保护佛法,不受侵犯;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留博叉,镇守西牛贺洲,面红色,穿红色甲胄,手中缠绕一条龙(有的是赤索),他能净天眼、观察世界,对不信佛教的人,用索捉来,使其皈依佛教;北方多闻天王,名毗沙门,镇守北俱卢洲,面绿色,穿绿色甲胄,右手持宝伞,左手握银鼠,他以德福闻于四方,手持宝伞制众魔,保护人民财产。在天王殿中,正位是弥勒佛,背面是韦陀,他是保护佛、法、僧的将军,完全是中国武将打扮,金盔金甲手执金刚杵,威风凛凛。其姿势表示对行脚僧欢迎与否:双手合十,横杵于腕上表示欢迎;杵挂地,手插腰,表示不欢迎。


在我国许多佛寺中,如北京的雍和宫、天津的独乐寺、石家庄的毗卢寺、大同的华严寺、繁峙的岩山寺、登封的少林寺、青海乐都的瞿昙寺、拉萨的布达拉宫、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等,都有数量不等的壁画。时代从金代到清代,内容多以佛出生的故事、佛经故事为主,其次是神话故事和历史故事。山西繁峙岩山寺的壁画,是金代御前承应画匠王逵等人用16年绘成。壁画描绘了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成佛的故事,同时又描绘了当时世俗生活。石家庄毗卢寺中壁画,人物众多,达500多位,有雍容华贵的帝王,妩媚多姿的妃嫔,威风凛凛的天神,也有叫卖的货郎、耍蛇的艺人……,人间众生相跃在壁上。其中明代壁画填补了敦煌莫高窟中从南北朝到清代独缺明代的空白,因此有人将壁画列为中国佛寺中一宝。


此外,陕西法门寺地宫中珍藏的释迦牟尼一段真身指骨舍利、北京西山灵光寺砖塔中的佛牙舍利、大钟寺的永乐大钟、广胜寺的赵城金藏(木版大藏经)、房山云居寺的石经等都是中国佛教文物珍宝,堪称世界之最。


五、佛教与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是利用天然或人工加工的石壁,开凿成窟,窟内石壁上有石刻、塑像、壁画、碑碣等艺术珍品,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石窟艺术来源于印度的石窟寺。早期印度虔诚的佛教徒在僻静的山间,用竹、木为筋修筑并外涂草泥的小屋,用作对佛顶礼膜拜之所,后来逐渐发展成石窟寺。现发现最早的石窟寺,是公元前1~2世纪阿旃陀石窟,现有洞窟29个,窟中有石雕佛像和佛经故事人物等,大约3世纪左右,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与中国古老文化相结合,得以迅速发展,到隋唐达到高峰。目前我国保存完好的石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时间连续性之强,分布地域之广,均为世界之最。窟内保存的雕刻、泥塑、壁画、绘画,代表着艺术最高成就,是我国传统艺术极其宝贵的遗产。


(一)石窟的选址和建筑形制

1.石窟的选址

石窟是佛教徒和笃信佛教的民众顶礼膜拜之处。在建筑上,主要考虑开凿工程的容易性和保存长久性,因此在选址上十分注意:(1)地形:多为丘陵性山地,有一定的相对高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增加开凿难度,也不便于香客到达;(2)石质:开凿区的岩石应为石灰岩或砂岩,此种岩石质地均匀细密、硬度适中、耐风化,最适宜雕刻加工;(3)朝向:应在向阳,但又避免太阳直射的地方,以使洞窟环境保持干燥;(4)交通条件:应在通达性较好的地方开凿,以便于香客前来瞻仰。(5)周围景色:石窟周围自然景色好,能够烘托石窟艺术的气氛,衬托出佛的尊严,也适宜于僧侣们居住。


2.石窟工程

开凿石窟是一项耗资大、时间长的巨大工程。一般要经历斩山、凿洞,雕塑三过程。


斩山:即在天然峭壁的基础上,进行人为加工,形成巨大的石面。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前的广庭宽33m、深15m、峭壁高30m。斩山花24年,耗人工82000多个。龙门奉先寺和乐山凌云寺大佛斩山石方都在1万以上。

凿洞:即在峭壁上开凿洞窟。通常按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顺序进行。一般洞窟顶部比门框高,开凿时必须自门洞向上开辟一条施工道,进入预定高度位置,这就是后来所见的窗洞。然后自上而下开凿,省工而又安全。如云冈昙曜五窟,就按这一程序进行。窟二、三、四层窗洞就是入窟施工洞。炳灵寺和麦积山采取另一种形式,先在峭壁上开磴道或修栈道,作为交通或工作平台,再开洞窟,而后完成全部工程。目前麦积山崖面长200m,高100m,栈道距地面高70m,残存长800多m。

 雕像:在开凿洞窟的石面上,运用线刻、浮雕、高浮雕、圆雕技巧,塑造佛像人物,云冈和龙门石窟几乎囊括了各种雕塑技术。敦煌石窟开凿在由卵石、砾石、砂和粘土胶结而成的第四纪玉门系砾岩中。由于岩层各组成成分硬度、大小和密度不一致,所以开凿的窟洞表面高低不平,因而利用泥作,经打底、找平和粉面等工序,然后在壁面上作画或泥塑佛像人物,形成了壁画长廊。


3.石窟类型

中国石窟的形式受印度石窟寺的支提与毗河罗建筑形式的影响,但在平面布局、构造与装饰艺术上都已经中国化了。如支提形式洞窟的中后部塔,被移到中心部位,变为塔柱,成为石窟巨大支柱,在结构上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毗河罗式石窟的前廊列柱,也被中国式的檐柱屋顶代替。中国石窟的类型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


(1)龛型窟:这种窟的形式比较简单,在岩壁上凿出一个大龛,既无前廊,也无前堂或后室,正中雕刻,或塑、或绘出一个或一组佛像,四周为小佛、菩萨、飞天、装饰花纹。窟内空间被主像占得很满,几乎没有什么余地。


(2)中心柱型窟:这种窟型是比较明显的从印度的支提窟衍化而成的。它的特点是在窟的中心雕凿成塔柱或其他形式的柱子。柱子的四周和四壁雕刻、雕塑和描绘佛像、佛传故事、飞天、动植物及各种花纹。云冈石窟中1、2、21号窟即此类型。


(3)前廊列柱型窟:这种窟型的特点是洞口有一排长廊,有的为单间双柱,有的为多间多柱,气势壮观。显然这是受印度毗河罗式石窟前廊列柱之影响,但其建筑结构与艺术造型完全中国化了。如开凿于6世纪的麦积山石窟的七佛阁,洞宽31.7m,进深13m,高15m。前面为八根巨柱一字排开,构成雄伟的前廊,后面为七间佛阁,顶上覆盖巨大的殿顶,望之宛如七间大殿,雄跨于高崖之上,甚为壮观。


(4)前堂后室型窟:受中国传统建筑前堂后室、前朝后寝的影响,其洞窟前半部有一开阔的空间,有如房屋的前厅,在这里不设佛坛或其他巨型雕塑,以使参拜之人有个准备、过渡的回旋余地。后半部的墙壁上刻有佛像、菩萨、飞天,以及佛传故事等。如云冈石窟中7、8、9、10号洞和敦煌石窟中的301、371洞等,均属此类。这类洞的形制在初唐时尤为盛行。


(5)大厅式窟:由于大型佛像、群像及大幅壁画的发展,为了满足僧侣、佛教徒们参拜、瞻仰等的方便,原来小型的龛室已满足不了要求,于是出现了仿佛寺庙大殿的大厅式穹形。如敦煌莫高窟中的大幅西方极乐世界、大幅经变图以及大幅塑像、多幅贯连的礼佛图、出行图等,多出现于此种窟型。


(二)石窟雕塑

中国雕塑始于商周,秦汉俑像达到很高水平。但在石雕方面的发展和完善还是以佛教、石窟寺文化的传入为契机的。石窟雕塑同坛庙、寺观室内外散存的塑像相比,因不受日晒雨淋,不随建筑物的毁坏而损害,是比较容易保存的。因而石窟内的雕塑,在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以年代早、数量多、艺术水平高为其特点,是我国一笔最大的历史文化财富。


1.南北朝时期的雕塑

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休,国无宁日,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倍受煎熬,统治者朝不保夕,因而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最好时机。沿着丝绸之路先后开凿了拜城支尔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土拉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的千佛洞、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等。其中拜城、库车、吐鲁番、敦煌和麦积山因岩石疏松为泥质彩塑,大同、洛阳石窟为石雕,但二者风格上是一致的,体现早期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其中云冈石窟以“昙曜五窟”为代表。昙曜是北魏时期名僧,路遇文成帝车队,马咬住袈裟不放,所谓“马识善人”说法。文成帝,信佛教,以师礼相待,任命沙门统。在他主持和文成帝的支持下,在平城(大同)西16km武周山南侧开凿五洞,即今天16~20洞。主像以三世佛为主,还有释迦和交脚弥勒菩萨,外壁雕千佛。据说“昙曜五窟”中的五尊主佛,是模拟北魏的道武(20窟)、明元(19窟)、太武(18窟)、景穆(17窟)和文成(16窟)五个皇帝雕造的。其中19窟释迦坐像高16.8m,为云冈石窟中的第二大像。第20窟前壁大约在辽代以前已经崩塌,造像完全露天,正中雕释迦坐像,高13.7m。佛像面部丰满、两肩宽厚、造型雄伟、气魄浑厚、艺术水平高,为云冈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已成为云冈石窟的象征。


北魏后期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5年,魏宗室比丘慧成于京都南25km的伊洛水两岸的香山和龙门山岩壁,主持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古阳洞、宾阳三洞、莲花洞和药方洞为代表。古阳洞是开凿最早的一个洞,内容比较丰富。窟内供奉主佛是释迦牟尼。大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释迦成道过程。所谓“八相成道”:(1)住兜率宫,(2)入胎,(3)住胎,(4)出生,(5)出家,(6)成道,(7)转fa轮,(8)入灭。并有腾云驾雾的飞天形象。在造像题记中,书法棱角分明,字形朴拙,结构紧密,硬挺有力,为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其中有十九品在这座洞里。


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相比有较大的进步。云冈是北魏早期的作品,雕刻手法概括洗炼,整体感强,但所采用刀法比较平直,缺乏骨肉肌肤质感,主像大都威严冷酷,使人望而生畏。龙门为北魏晚期作品,写实能力大大加强,宾阳洞中释迦微露笑意,衣饰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汉族褒衣博带。南北两侧菩萨面容含晞若笑,温雅敦厚,手臂丰腴柔软,姿态清瘦、睿智、优美,是北朝门阀士族审美的体现。


2.隋唐时期的雕塑

公元581~906年的300多年时间,伴随着经济文化繁荣,佛教石窟艺术进入全盛时期。隋为过渡,唐代达到高潮。这一时期,南北朝开凿的敦煌、龙门、麦积山、炳灵寺、天龙山等石窟增加新窟、龛,其雕塑的造像都是石窟群中的精华部份。同时增添了许多新石窟,如济南千佛山,益都的驼山和云门山,四川夹江千佛崖、乐山大佛、云县大佛,陕西彬县大佛,山东历城千佛崖,云南剑川石钟山等。此时石雕和彩塑,在数量、规模、艺术水平上,都达到空前的地步。


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从规模和艺术水平上都堪为唐代雕塑的代表。本龛东西进深33.70m,南北宽33.50m。以大卢舍那佛为主体的九躯大像以及两身供养人像构成完整的艺术整体。大卢舍那佛通高17.14m,以女性外部特征塑造佛像;螺形发髻,身披袈裟,结跏跌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面部仪表堂堂,丰颐秀目,嘴角稍翘,做神秘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状态,其视线与虔诚的信徒和礼佛者仰视时的目光交会在一起,耐人寻味、扣人心弦。她庄严、温和、睿智、富有同情心,是理想化的圣贤象征,是唐人心目中的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武则天的化身。其面部表情在阴晴、早晚的不同光线下呈现多种微妙的变化。


唐代雕塑不仅在艺术成就上达到高峰,而且佛像造型之雄伟也是空前的。乐山大佛高71m,成为世界之最。云县大佛高36.6m,彬县大佛高24m,炳灵寺坐像高27m,莫高窟北大佛33m,南大佛26m。这是自南北朝以来和宋元以后的雕塑艺术所望尘莫及的,因而成为今天旅游者追逐的目标。


3.宋、元、明、清时期的雕塑

宋元时期,石窟雕塑再度兴起,势头虽远不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但仍不乏精美之作。有代表性的如大足石刻、剑山的石钟山石窟和杭州的飞来峰摩崖造像。其特点是佛像雕塑更接近真人,秀丽精妙;更世俗化,富于生活气息。


大足石刻20多处,其中北山和宝顶两处是精华所在。北山的佛湾有264个龛窟,其中第136窟刻有一群佛像。这些雕塑同唐代雕塑相比,雕琢更加精细,且富有生活气息。杭州灵隐寺飞来峰一尊宋代弥勒佛像,既无北魏交脚弥勒的端庄气氛,更无乐山大佛的静观凝重,而是笑世傲俗,嘻笑颜开,一反传统佛相,是按照五代契此布袋和尚的原型雕塑的。他一手按布袋,一手持念珠,袒腹踞坐,造型自然生动,极富生活情趣,是件别开生面的艺术品,成为后来许多寺庙的大肚弥勒仿造的样板。


(三)石窟壁画

石窟壁画之最,当属敦煌莫高窟。自北魏到宋、元的一千多年时间,莫高窟的壁画绘制一直绵延不断。现存有 4.5万平米,如展开排列,长度可达30km。莫高窟壁画绘制时间之长远,累积数量之多,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堪与长城、运河齐名,有“世界艺术宝库”之称。


石窟壁画的内容大体有以下几种:

佛像画:也称作尊像画,包括佛、菩萨、罗汉、护法部众等。佛的种类也很多,有一尊佛、三世佛、五方佛、七方佛等。罗汉,早期两身,唐中期后四身,五代发展到十六身。还有密教中奇形怪状的佛和菩萨,从三头六臂到十一头八臂,以至千手千臂。


经变画:即经文图像化,是佛教宣传画的一个重大发展。经变画是莫高窟壁画的主体,所占面积最大、数量最多。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法华经变、维摩经变、金刚经变……,等等。其中最多的是西方净土变这120多壁,“变”里面又分“品”,每一品都包含一个完整的故事。


佛教故事画:主要是宣传释迦牟尼的故事。又分为“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两种。本生故事讲述了释迦牟尼降生在净饭王家为太子以前的某一世的行善故事。如《虔阇梨婆尼王剜身燃千灯本生》、《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月光王施头本生》等等。佛传故事主要讲述释迦牟尼幼童菩萨托梦投胎、降生人世后,至出家成佛的故事。


供养人画、礼佛图和出行图:这些画中的人物与佛、菩萨不同,都是现实世界的人,有明确的社会身份,穿着当时服饰。画面写实性强,富有生活气息。这些人物中,有至尊的天子,显赫的官吏,也有一般平民和“卑贱”的厮役妓女。各个民族,男女老幼,形形色色,堪堪成就一幅中国封建社会人物的写实画卷。


装饰图案和建筑图案:壁画的图案非常丰富,有动植物形、几何形花纹,还有建筑形象,并巧妙地把飞天、灵异组织其间,五彩斑斓、光彩夺目。尤以窟顶的藻井和门窗边框等处装饰最为富丽。其中建筑图案更为丰富,有殿堂,楼阁、城池、宫殿、寺观、住宅等。


石窟壁画兴起于十六国,初时有外域之风,至北魏、北齐、北周获大发展。不仅壁画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而且形成了具有“行云流水”之笔意,“秀骨清像”之造型的六朝风格。由于人体造型比例加大,如飞天双腿长达上身的两倍,因而人物灵活性和动态感增强。供养人,男的上着各式折领外衣,下穿裤褶;女的窄衣大袖、杨柳细腰,面型瘦削。这说明人物造型已在原有基础上中国化、民族化了。

隋唐是壁画大发展时期,所绘人体比例适度、丰满圆润。尤其菩萨像女性化、美女化:“素面如玉”、“长眉入鬓”,头戴宝冠、顶梳高髻,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身着天衣,半裸,露出丰满的肉体,肩搭帐帛,直垂脚底,腰姿动感很强,出现“一波三折”的“S”形。为符合佛经上关于菩萨“不男不女”的说法,唇角上画有波状小髭。唐代供养人,男子均为宽衣博带,气度雍容华贵,女子体态丰满,秾丽多姿,宽衣大髻,面如冠玉。在构图上也不断创新,打破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格局,以鸟瞰式或散点式的透视,绘制了各种各样气势磅礴的巨型经变图像,开拓了创作意境。由于颜色与线条运用纯熟精练,在人物绘制上突破了类型化的格式,注重人物行为和内心感情的表现,揭示了人物间、人物与环境间、主题人物与局部情节间的关系,塑造了大量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使石窟壁画艺术水平达到历史高峰。


五代、宋、元以后,随着石窟开凿热的冷却,壁画艺术也相继衰落。但仍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密宗壁画,人物形象比例适当、解剖合理、脸型方颐,长眉大眼,身姿婀娜。但人面常作青色或绿色,或为红绿阴阳面,对比强烈,有阴森恐怖之感。这是受密宗佛教影响的结果。


由于石窟特有的条件,保存了各个时代的大量佛教人物造像和壁画、佛经故事、书法艺术、民俗风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我国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很有开发前景。


六、佛教与塔

塔起源于印度,中国古代据梵文(Stupa)和巴利文(thupo)音译为“窣堵波”和“塔婆”,简称为塔,也称“佛图”、“浮屠”、“浮图”等。“窣堵波”的原意是“坟”或“宗庙”。释迦牟尼逝世后,各地弟子筑坟分藏他的舍利以为纪念,窣堵波遂成为佛教建筑的一种形式。由于塔造型精美,佛教僧徒又曾用金、银、琉璃、玛瑙加以装饰,里面还藏有舍利(佛骨)等宝物,所以也称为“宝塔”。塔这种建筑形式,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入,又受到我国建筑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而演变成一种新的建筑类型。


(一)塔的结构和布局

中国塔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地宫是受中国传统深葬制度影响而产生的,里面主要是一个石函及一些随葬物。石函中有层层函匣相套,内中安放舍利,俨然是一具小型的帝王陵寝的地宫。塔的下层是基座,在唐代以后向高大方向发展,明显地分为较低矮的基台和较高大华丽的基座两部分,象喇嘛塔的基座竟占塔高的三分之一,金刚宝座塔则已成为塔的主要部分,上面塔身反而小得多。这同我国古建筑中一贯重视台基作用有着密切关系。它不仅保证了上层建筑的坚固稳定,而且也收到庄严雄伟的艺术效果。塔身是塔的主体,塔级多为奇数,多为七级,所以有“七级浮屠”之说。塔顶是塔身向上收缩部位。塔顶上为塔刹,它是作为艺术处理的顶峰,以冠盖全塔的形象,一般由须弥座或仰莲座承托刹身,刹杆上套贯数目不等的相轮,上置华盖、仰月、宝珠等。这些形制是由窣堵波演化而来的。


塔在早期佛教徒心目中是崇拜的主体,建于佛寺的中心位置。后来建佛殿供奉佛像,出现中轴线上塔、殿并重,或塔在殿前的布局。东晋出现双塔并列作为陪衬的布局。唐开始采取建塔院的作法。宋代将塔建在佛寺后面。元代以后多数佛寺只建殿堂而不建塔,塔在宗教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被佛殿所取代。


(二)塔的历史演化和风格

我国最早建塔都是木塔。东汉洛阳白马寺中仿印度大方塔就是木塔。因为木头可塑性大,塔檐可较大延伸,形成飞翔的活跃气势。线条流畅,形式多样,可施雕刻、彩绘,因此木塔气宇轩昂,金碧辉煌。但因易受到虫蛀、风灾和火毁,难以留存后世。


北魏中期开始,我国随着砖产量的不断增加和辽代利用砖技术的发展,砖塔逐渐替代了木塔。并运用一种叫叠涩的砌筑方法,弥补了砖塔呆板单调的缺陷,使砖塔形成美观造型。河南嵩岳寺密檐式砖塔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塔,建于北魏神龟三年(520年),距今已有1477年历史。


隋唐砖塔建筑技术已很成熟,出现了阁式塔。在外观上,它继承了四方的传统建筑风格,主体线条直中有折,方正而又有变化。各层外壁逐层收进,塔檐四角方中见圆,刚中带柔,层次明朗,显得简洁、古朴、端庄、厚重。内部结构呈上下贯通的空筒状,中间用木板划层,可以自由登临。最早的是天台山国清寺的六面九级隋塔。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安兴教寺的玄奘塔、香积寺塔、慈恩寺的大雁塔、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塔、朝阳市白塔。唐代密檐式塔建筑技术已得到提高,出现16级荐福寺的小雁塔和大理崇善寺千寻塔。


宋代建塔技术达到新的水平,在平面上出现六角形、八角形和十边形,其中八角形最普遍。这种多角形楼阁式的塔,不仅建筑结构优美,显得圆浑、丰润、华丽,而且设计科学,符合结构力学原理。尤其是楼阁砖石塔,将我国传统古建筑中的楼、阁、阙、观等组合进行了新的创作,更突出地表现了“聚集、高显”的原意,同时,出现了用青石雕琢的石塔、金属塔和琉璃塔。如南京栖霞寺的舍利石塔、杭州灵隐寺的石塔、福建泉州开元寺双塔、浙江天台赤城塔、开封佑国寺塔(铁色琉璃塔)、苏州北寺塔等。


元代,统治阶级把西藏喇嘛教作为主要宗教,使政权和宗教紧密结合起来,喇嘛教建筑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许多喇嘛塔。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北海白塔、内蒙古大昭寺塔,拉萨喇嘛塔,青海塔尔寺塔等。


明清继承了元代的传统,喇嘛塔屡有所建,并出现了金刚宝座塔新形式。金刚宝座塔的台基广阔厚实,台基上雕有五塔。如北京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和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与此同时,还出现高层楼阁塔,如安庆振风塔,山西洪洞县的飞虹塔,陕西泾阳县的崇文塔。


明清之际,缅甸式佛塔传入我国,如云南傣族地区的曼飞龙白塔和八角亭塔。


明清在中原和南方造塔之风盛行,伴随着科举和风水之风,出现大量与佛教无关的文风塔。如太原的文笔塔,承德避暑山庄的风水塔,扬州的文峰塔,无锡的灵光塔。同时纪念性塔也已出现,如易水的荆轲塔,吐鲁番的额敏塔等。


我国古塔现存有3000多座。早期塔多为中间大,两端小,曲线圆和,韵律自如,以密檐式塔为主;晚期塔,则挺拔刚直,轮廓分明,隽雅秀丽,雕刻装璜日趋精美,以能够登临的楼阁式砖塔为主。在地区间亦有差别,北方塔,雄伟稳重,多简洁豪放;南方塔,玲珑精细,轻巧秀气。在塔的组合上有单塔、双塔、三塔、五塔和群塔。塔是我国古文化、古建筑中一朵灿烂的奇葩。


(三)塔的类型

根据塔的结构和建筑风格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1.单层塔

 我国单层塔大都建在隋唐时期,特别唐代较多,多为僧民墓塔。塔的平面以正方形居多,亦有六角形和八角形。由于单层建筑,因此高度和体积都有限制,建筑材料有石造的,也有砖砌的。例如山东历城县柳埠神通寺的四门塔,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全部用青石砌成亭阁式单层塔。塔高13m,平面方形,每边长7.38m,每面中间开一个较小的拱门。风格朴素简洁。


2.密檐式塔

密檐式塔多为砖塔,实心建筑,一般不能登临。它的特点:造型单纯划一,下面均有须弥座,底层塔身较高,以上每层塔身很短,一般不设门窗,有的只有通风小孔,看上去显得高大雄伟,在深厚中透露挺拔之势。著名的有嵩岳寺塔、大理三塔、西安小雁塔、法王寺塔、北京天宁寺塔和辽阳白塔。


嵩岳寺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密檐式砖塔。平面为12边形,也是中国现存古塔中的孤例。塔高 41m,塔身部分建于低矮简朴的台基上。上面为层层紧缩的15层密檐,略呈凸形曲线。顶上为7层相轮和圆形宝珠,与密檐轮廓相贴切,整个塔形变得稳重、柔和、比例匀称,外形刚健而秀丽。而且历经1400多年风雨沧桑,挺拔如故,体现我国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水平。


3.楼阁式塔

楼阁式塔是我国古塔中最庞大、艺术水平最高、最普遍的一种造型。它把佛塔与我国传统楼阁建筑风格结合起来,使古塔数量最多,可登、可望、可居,形式也更为美观。从木结构起源,逐渐向砖石方向发展,并出现琉璃结构。平面有方形、六角、八角、以至十二角,形式丰富多彩。楼阁塔按其构件材料,可分为木塔、砖塔、石塔和琉璃塔。


例如:应县木塔,又称“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是我国保存的唯一木结构的佛塔,也是古建筑中功能、技术和造型艺术取得完美统一的优秀范例之一。塔的平面为八角形,高67.31m,分五层六檐,底层为双层,各层间又设有暗层,因而实际为9层。举折平缓的层层挑檐,与14m高制作精致的塔顶铁刹组合在一起,造型挺拔秀丽。塔内有11m高的释迦牟尼坐像。当善男信女进入塔内,香烟缭绕,铙钹齐鸣,佛像金光闪闪,富有庄严而神秘的空间意境。据记载,塔建成后百年经历风暴一次,地震7次,仍完整无损,证明这种结构坚固稳定,是有效的防震构造。


西安大雁塔(慈恩寺塔),建于武周长安年间(701~704年),为著名砖结构楼阁式塔,平面方形,高64m,7层,整体呈方形角锥体,造型简洁,比例适当,庄严古朴。一千多年来,多少文人雅士为之吟诗赞颂。


泉州开元寺双塔,为楼阁式最大石塔。两塔东西对峙,相距200m。东塔始建于唐,为木塔。南宋时代,公元1238~1250年改为石结构,高48m,八角,五层,每层四门,每门高四龛,每龛皆有雕琢精致的释迦像,共计 80尊;西塔,始建于五代,为木塔,后毁于火,于1228~1237年改为石结构,高44.06m,其结构同东塔。东西双塔经历长期风雨侵蚀和地震的摇撼,仍不倾斜变形,表现了宋代泉州石构建筑和石雕艺术的高度成就,是我国古代石构建筑的珍品。


开封铁塔,原名“佑国寺塔”,建于宋皇佑元年(1049年),为琉璃结构的楼阁式塔。因塔的外壁是褐色玻璃砖面,近似铁色,又十分坚固,故称“铁塔”。塔八角十三层,高54.66m。塔身外部用28种不同形状的褐色玻璃砖砌成。砖面塑有细腻逼真、釉彩晶莹的飞天,坐佛、立僧、乐使、狮、麒麟、宝相花等50种花纹和图案。塔内各种用砖,像木料一样有榫有眼,安到一起,正好合缝,符合力学要求。


4.喇嘛塔


喇嘛塔是藏佛教的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源于我国元代。喇嘛塔同印度的“窣堵波”相近,它主要建筑在寺庙中。塔的特点是,下面有一个高大的基座,上面安置一个巨大的圆形塔肚,肚上竖立一根长长的塔颈,颈上刻成许多圆球,顶上安置华盖和仰月宝珠。塔身刷成白色,显得文静素雅,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去,体态始终一致。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和北海白塔、江孜自居寺菩提塔、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西宁塔尔寺内太平塔和如意塔,拉卜楞寺白塔等。


北京妙应寺白塔是喇嘛塔中最杰出的创造。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尔国匠师阿尼格设计。塔处于大圣寿万安寺内,是大都城内巨刹之一,为文武官员学习礼仪的地方。后寺毁于火,只剩下白塔。明天顺元年(1457年),重修寺庙,更名妙应寺。塔高50.86m,全部砖造,外涂白灰。全塔造型雄浑有力,基座高大,塔身收分少,相轮造型粗壮。白塔在蓝天白云下,更为洁白高雅,匀称挺拔,端庄秀丽。


5.金刚宝座塔


金刚宝座塔是密檐式塔一个特殊形式,最先在隋代敦煌壁画中出现,但最早的实物见于明代。它的特点,在高大台基上建造五座密檐方形石塔和一个小佛殿。我国现存仅有5座,主要有北京市的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和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呼和浩特市的金刚座舍利宝塔,昆明市官渡金刚塔。


北京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明代成化年间(1466~1473年),按照西域僧人极的达所贡的印度比哈尔的菩提迦耶金刚宝座规式建造,全部为石砌,分基台和五塔两部分。基台呈方形,四周有佛像381尊。基台上有造型相同的五座密檐式小塔,四角四座较矮,中央一座较高,为8m高13重密檐式小塔,余者为7m高11层。塔和宝座用汉白玉建造,雕有精制的佛像、天王、罗汉、法轮、八宝、金刚杵、狮、象、马、孔雀和迦楼罗(金翅鸟)等。整体造型敦厚而稳重,结构紧密和谐。这座驰名中外的金刚座宝塔不仅是一座建筑艺术高超、形制别具一格的建筑物,也是巨大的雕刻珍品。


 6.傣族塔

傣族的佛塔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傣族信奉多神的原始宗教,大约1000多年前,小乘佛教开始传入,逐渐取代了原始宗教,形成全民信仰的佛教。与此同时,傣族聚居地区出现了佛寺和佛塔,到15世纪以后,便“寺塔遍村落”了。一般的塔建在山坡高地上。佛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呈正方形,高度1m左右。塔身大多为圆形,呈葫芦状。塔刹由一节比一节小的环节堆积而成,最上面是塔针。规模一般比内地塔小。多为砖结构,外面敷以石灰,有的还用植物胶砂浆涂料。有的名贵佛塔还彩绘贴金,使佛塔在秀雅挺拔中透出高贵的金气。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双版纳曼飞龙白塔和景真八角亭式塔。在傣族地区,处处可见到圆形古塔和八角亭式塔,并同金碧辉煌的佛寺、轩敞雅洁的边寨竹楼、苍翠欲滴的浓郁椰子树,互相掩映,显得多姿多彩,别具风韵。


塔是佛教建筑,但以它的历史久远性、建筑结构的多样性和孤峰突起的高耸性,成为重要旅游资源,并且后期冲出佛教范畴,在纪念地、风景区中建起各种造型的塔,打破了周围单调、平淡气氛,勾划出生动的天际线,还起到引景、借景和鸟瞰观景的作用。诗人曾参登上大雁塔后,深有感受,赞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七、佛教与花木和佛事活动

同佛教寺庙,塔和佛像融为一体的象征性的花木和僧人的佛事活动,形成佛教综合景观。人们对花木和佛事活动有更大的兴趣。


(一)佛教象征性的花木

莲花:佛经中记载,佛陀本为天上菩萨,下凡诞生到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家时,空庭中百鸟群集,四时花木悉皆荣茂,池内突兀盛开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因此,佛陀成道后,转FA轮(布道)时坐的座位叫“莲花座”,相应的坐势叫“莲花坐势”,即两腿交叉,双脚放在大腿上,足心向上。这也是僧尼坐禅的姿势。莲花同佛教联系起来,成为佛教的象征。重要经典叫《妙法莲花经》,我国净土宗,亦叫“莲宗”。在诸佛、菩萨的塑像中都是足踏莲花座,有时菩萨手持枝莲花。莲花在群芳中亭亭玉立的风姿和出于淤泥而不染的情操为印度和中国人民所喜爱。


菩提树:原名毕钵罗树,热带常绿乔木,叶卵形,茎干黄白。在佛教产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只是因为释迦牟尼在毕钵罗树下证得菩提(觉悟),才被称为菩提树。自此菩提树成为佛教树,成道的代表。受气候的影响,菩提树分布在我国广东和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对菩提树十分尊敬,称它为“吉祥之树”。

娑罗树:为龙脑香科,乔木,叶长,卵形而尖,表面光滑,花淡黄色。它成为佛教圣树的原因是,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都在娑罗树下。我国寺庙的娑罗树,不同于印度,南方属梧桐科,北方属七叶树科,但都受到教徒们的尊敬。


阎浮树:属桃金娘科,高大乔木,叶阔椭圆形,对生,花白色,有芳香,浆果大如雀蛋,紫黑色,略酸,味美。分布在我国和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释迦牟尼出家前在此树下思索人生之苦,所以象征佛教思索树。


芯刍:为菊科,草木植物。有五种特点:①体性柔软,②引蔓旁布,③声香远闻,④能疗疼痛,⑤不背日光。这同佛陀对僧众的五点要求(①宽容忍耐,②刻苦修行,③弘扬佛法,④拯救众生脱离苦海,⑤达到涅槃)相似,芯刍又同比丘同音,成为比丘的象征。


(二)佛事活动

佛诞节:佛诞节又称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为每年阴历四月初八。在汉族地区变成盛大群众性庙会,傣族地区成为泼水节。青海塔尔寺要从四月初八到十五进行大型的佛事法会。

成道节:据说释迦牟尼于阴历十二月初八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为纪念这一天,汉地佛教于此日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俗称:“腊八粥”。后来,逐渐变成民俗,以庆丰收,迎春节之意。

盂兰盆节:阴历七月十五,是佛家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式。节日源自佛陀弟子目犍连组织十万众僧,解救地狱中母亲。盂兰是梵语,意思是倒悬。盆是汉语,指盛供品的器皿。言此供具可以解先亡之倒悬之苦。这个节日同中国儒家孝道结合,成为孝亲节。到宋元以后,在民间逐渐失去本意,变为祭亡人的鬼节,放河灯和焚法船,成为民间风俗。


此外各地寺庙也有自己节日。正月初一是弥勒佛诞生日,二月二十一日是普贤诞生日,四月初四是文殊生日,七月三十日是地藏王生日,九月三十日是药师佛生日,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弥陀佛诞生日。特别是二月十九观音诞生日,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出家日,在民间纪念更为普遍。


随着这些节日的佛事活动,观音、弥勒、地藏和阿弥陀佛之名深入民间,成为民间较为普遍的信仰。


《浅谈佛教文化和佛教寺庙建筑及布局》

佛寺的建筑对于中国古代的城市面貌带来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象,在没有佛寺以前,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主要的大型建筑只有皇帝的宫殿,贵族的府第,以及行政衙署。这些建筑对于广大人民都是警卫森严的禁地,在形象上,和广大人民的比较矮小的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想像,旧的城市轮廓面貌是比较单调的。但是,有了佛教建筑之后,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除了那些宫殿、府第、衙署之外,也出现了巍峨的殿堂,甚至于比宫殿还高得多的佛塔。这些佛教建筑丰富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因为广大人民可以进去礼佛、焚香,可以在广阔的庭院里休息交际,可以到佛塔上面瞭望。可以说,尽管这些佛寺是宗教建筑,它们却起了后代公共建筑的作用。同时,这些佛寺也起了促进贸易的作用,因为古代中国的佛寺也同古代的希腊神庙、基督教教堂前的广场一样,成了劳动人民交换他们产品和生活用品的市集。


另一方面,这些佛教建筑不仅大大丰富了城市的面貌;而且在原野山林之中,我们可以说,佛教建筑丰富了整个中国的风景线。有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都是选择在著名风景区建造起来的。原来美好的风景区,有了这些寺塔,就更加美丽幽雅。它本身除了宣扬佛法之外,同时也吸引了游人特别是许多诗人画家,为无数的诗人画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诗人画家的创作反过来又使这些寺塔在人民的生活中引起了深厚的感情。总的说来,单纯从佛教建筑这一个角度来看,佛教以及它的建筑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对于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巨大的贡献。


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一代代经验的积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的需要,不同的技术科学上的进步,佛教建筑也同其他建筑一样,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构布局和不同的形式、风格。


从敦煌的壁画里,我们看到,从北魏到唐(从第五世纪到十世纪)这五百年间,佛寺的布局一般都采取了上面所说的庭院式的布局。但是,建造一所佛寺毕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规模比较大,工料比较好,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佛教建筑,大多数是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时候建筑的。佛寺的建造地点,虽然在后代有许多是有意识地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林之中,但总的看来,佛寺的建筑无论从它的地点来说,或者是从它的建造规模来说,大多数还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里,或者是沿着贸易交通的孔道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建康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以及洛阳的一千三百多寺之外,在唐朝长安(今天的西安)城里的一百一十个坊中,每一个坊里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佛寺,甚至于有一个佛寺而占用整个一坊的土地的(如大兴善寺就占靖善坊一坊之地)。这些佛寺里除造像外大部分都有塔,有壁画。这些壁画和造像大多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美术史《历代名画记》里所提到的名画以及著名雕刻,绝大部分是在长安洛阳的佛寺里的。在此以前,例如在号称有高一千尺的木塔的洛阳,也因为它有大量的佛寺而使北魏的一位作家杨衒之给后代留下了《洛阳伽蓝记》这样一本书。又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位置在戈壁大沙漠的边缘上。敦煌的位置可以和19世纪以后的上海相比拟,戈壁沙漠像太平洋一样,隔开了也联系了东西的交通。敦煌是走上沙漠以前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由西域到中国来的人越过了沙漠以后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经济政治的战略位置,其中包括文化交通孔道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中国第一个佛教石窟寺在敦煌凿造起来。这一切说明尽管宗教建筑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建筑,但是它的发展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条件的。


现在我们设想从西方来的行旅越过了沙漠到了敦煌,从那里开始,我们很快地把中国两千年来的一些主要的佛教史迹游览一下。敦煌千佛崖的石窟寺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文物。现存的大约六百个石窟是从公元366年开始到公元13世纪将近一千年的长时间中陆续开凿出来的。其中现存的最古的几个石窟是属于第五世纪的。这些石窟是以印度阿旃陀、加利等石窟为蓝本而模仿建造的。首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敦煌千佛崖没有像印度一些石窟那样坚实的石崖,而是比较松软的沙卵石冲积层,不可能进行细致的雕刻。因此在建筑方面,在开凿出来的石窟里面和外面,必须加上必要的木结构以及墙壁上的粉刷。墙壁上不能进行浮雕,只能在抹灰的窟壁上画壁或作少量的泥塑浮雕。因此,敦煌千佛崖的佛像也无例外地是用泥塑的,或者是在开凿出来的粗糙的石胎模上加工塑造的。在这些壁画里,古代的画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当时佛教寺塔的形象,也留下了当时人民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画谱。


其次,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城外的云冈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最古的石窟群。在长约一公里的石崖上,北魏的雕刻家们在短短的五十年间(大约从公元450—500年)开凿了大约两打大小不同的石窟和为数甚多的小壁龛。


其中最大的一座佛像,由于它的巨大的尺寸,就不得不在外面建造木结构的窟廊。但是,大多数的石窟却采用了在崖内凿出一间间窟室的形式,其中有些分为内外两室,前室的外面就利用山崖的石头刻成窟廊的形式。内室的中部一般多有一个可以绕着行道的塔柱或雕刻着佛像的中心柱。我们可以从云冈的石窟看到印度石窟这一概念到了中国以后,在形式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印度的支提窟平面都是马蹄形的,内部周围有列柱。但在中国,它的平面都是正方或长方形的,而用丰富的浮雕代替了印度所用的列柱。印度所用的圆形的窣堵波也被方形的中国式的塔所代替。此外,在浮雕上还刻出了许多当时的中国建筑形象,例如当时各种形式的塔、殿、堂,等等。浮雕里所表现的建筑,例如太子出游四门的城门,就完全是中国式的城门了。乃至于佛像、菩萨像的衣饰,尽管雕刻家努力使它符合佛经的以及当时印度佛像雕刻的样式,但是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细节是按当时中国的服装来处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窟建筑的处理上,和浮雕描绘的建筑上,我们看到了许多从西方传来的装饰母题。例如佛像下的须弥座、卷草、哥林斯式的柱头,伊奥尼克的柱头,和希腊的雉尾和箭头极其相似的莲瓣装饰,以及那些联珠璎珞等等,都是中国原有的艺术里面未曾看见过的。这许多装饰母题经过一千多年的吸收、改变、丰富、发展,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中国的雕饰题材了。


在公元500年前后,北方鲜卑族的拓跋氏统治着半个中国,取得了比较坚固的政治局面,就从山西的大同迁都到河南的洛阳,建立他们的新首都。同时也在洛阳城南的十二公里的伊水边上选择了一片石质坚硬的石灰石山崖,开凿了著名的龙门石窟。我们推测在大同的五十年间,云冈石窟已成了北魏首都郊外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政治上宗教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洛阳,同样的一个石窟,就必须尽快地开凿出来。洛阳石窟不像云冈石窟那样采用了大量的建筑形式,而着重在佛像雕刻上。尽管如此,龙门石窟的内部还是有不少的建筑艺术处理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以愤怒的心情提到,在著名的宾阳洞里两幅精美绝伦的叫做“帝后礼佛图”的浮雕,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已经被近代的万达尔(Vandals)——美国的文化强盗敲成碎块,运到纽约的都市博物馆里去了。


在河北省磁县的响堂山,也有一组第六世纪的石窟组群。这一组群表现了独特的风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印度建筑形式和中国建筑形式的非常和谐的,但有些也不很和谐的结合。印度的火焰式的门头装饰在这里被大量地使用。印度式的束莲柱也是这里所常看见的。山西太原附近的天龙山也属于第六世纪,在石窟的建筑处理上就完全采用了中国木结构的形式。从这些实例看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石窟这一概念是从印度来的,可是到了中国以后,逐渐地它就采取了中国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但同时也吸收了印度和西方的许多母题和艺术处理手法。佛教的石窟遍布全中国,我们不能在这里细述了。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石窟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令人十分愤慨的一些现象。在云冈、龙门,除了像宾阳洞的“帝后礼佛图”那样整片的浮雕或整座的雕像被盗窃之外,像在天龙山,现在就没有一座佛像存在。这些东西都被帝国主义的文化强盗勾结着中国的反动军阀、官僚、奸商,用各种盗窃欺骗的手段运到他们的富丽堂皇的所谓博物馆里去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盗窃了大量的经卷。云冈、龙门无数的佛头,都被陈列在帝国主义的许多博物馆里。帝国主义文化强盗这种掠夺盗窃行为是必须制止的,是不可饶恕的,是我们每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国家所必须警惕提防的。


前面已经说到,中国的佛寺建筑是由若干个殿堂廊庑楼阁等等联合起来组成的,因为每一所佛寺就是一个建筑组群。在这种组群里除了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部分以外,往往还附有僧侣居住和讲经修道的部分。这种完整的组群中,现存的都是比较后期的,一般都是13、14世纪以后的。因此,在这以前的木构佛寺,我们只能看到一些不完整的,或是经过历代改建的组群。


在中国木结构的佛教建筑中,现在最古的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它是公元782年建成的。虽然规模不大,它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木构建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离南禅寺不远的佛光寺大殿。它是857年建造的,是一座七间的佛殿,一千一百年来还完整地保存着。佛光寺位置在五台山的西面坡上,因此这个佛寺的朝向不是用中国传统的面朝南的方向,而是向西的。沿着山势,从山门起,一进一进的建筑就着山坡地形逐渐建到山坡上去。大殿就在组群最后也是最高的地点。据历史记载,第九世纪初期在它的地点上,曾经建造了一座三层七间的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里边有佛、菩萨、天王像七十二尊。但是在公元845年,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宫廷里斗争的结果,道教获胜,当时的皇帝下诏毁坏全国所有的佛教寺院,并且强迫数以几十万计的僧尼还俗。这座弥勒大阁在建成后仅仅三十多年,就在这样一次宗教政治斗争中被毁坏了。这个皇帝死了以后,他的皇叔,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登位了,立即下诏废除禁止佛教的命令;许多被毁的佛教寺院,又重新建立起来。现存的佛光寺大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的。但是它已经不是一座三层的大阁,而仅仅是一层的佛殿了。这个殿是当时在长安的一个妇人为了纪念在三十年前被杀掉的一个太监而建造的。这个妇女和太监的名字都写在大殿大梁的下面和大殿面前的一座经幢上。这些历史事实再一次说明宗教建筑也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在这一座建筑中,我们看到了从古代发展下来已经到了艺术上技术上高度成熟的一座木建筑。在这座建筑中,大量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斗栱结构,充分发挥了这个结构部分的高度装饰性而取得了结构与装饰的统一。在内部,所有的大梁都是微微拱起的,中国所称做月梁的形式。这样微微拱起的梁既符合力学荷载的要求,再加上些少的艺术加工,就呈现了极其优美柔和而有力的形式。在这座殿里,同时还保存下来第九世纪中叶的三十几尊佛像、同时期的墨迹以及一小幅的壁画,再加上佛殿建筑的本身,唐朝的四种艺术就集中在这一座佛寺中保存下来,应该说,它是中国建筑遗产中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遗憾的是,佛光寺的组群已经不是唐朝第九世纪原来的组群了。现在在大殿后还存在着一座第六或第七世纪的六角小砖塔;大殿的前右方,在山坡较低的地方,还存在着一座13世纪的文殊殿。此外,佛光寺仅存的其他少数建筑都是19世纪以后重建的,都是些规模既小,质量也不高的房屋,都是和尚居住和杂用的房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已经公布佛光寺大殿作为中国古代木建筑中第一个国家保护的重要的文物。解放以来,人民政府已经对这座大殿进行了妥善的修缮。


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说,其次最古的木建筑就是北京正东约九十公里蓟县的独乐寺。在这个组群里现在还保存着两座建筑:前面是一座结构精巧的山门,山门之内就是一座高大巍峨的观音阁。这两座建筑都是公元984年建筑的。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上为两层实际上三层的木结构。它是环绕着一尊高约十六米的十一面观音的泥塑像建造起来的。因此,二层和三层的楼板,中央部分都留出一个空井,让这尊高大的塑像,由地面层穿过上面两层,树立在当中。这样在第二层,瞻拜者就可以达到观音的下垂的右手的高度;到第三层,他们就可以站在菩萨胸部的高度,抬起头来瞻仰观音菩萨慈祥的面孔和举起的左手,令人感到这一尊巨像,尽管那样的大,可是十分亲切。同时从地面上通过两层的楼井向上看,观者的像又是那样高大雄伟。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匠师在处理瞻拜者和菩萨像的关系上,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在结构上,这座三层大阁灵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木结构的方法,那就是木材框架结构的方法,把一层层的框架叠架上去。第一层的框架,运用它的斗栱,构成了下层的屋檐,中层的斗栱构成了上层的平座(挑台),上层的斗栱构成了整座建筑的上檐。在结构方法上,基本上就是把佛光寺大殿的框架三层重叠起来。在艺术风格上也保持了唐朝那一种雄厚的风格。


在18世纪时,这个寺被当时的皇帝用做行宫,作为他长途旅行时休息之用。因此,原来的组群已经经过大规模的改建,所余的只是山门和观音阁两座古建筑了。


在中国现存较古的佛教寺院中,可以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和山西大同善化寺这两个组群中看到一些比较完整的形象。正定隆兴寺是公元971年开始建造的。由最前面的山门到最后面的大悲阁,原来一共有九座主要建筑。尽管今天其中已经有两座完全坍塌,主要的大悲阁也在严重损坏后,仅将残存部分重修保留下来,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但是还能够把原来组群的布局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这个组群中,大悲阁是最主要的建筑,阁内供养一尊巨大的千手观音铜立像。可惜原来环绕着这座铜像的阁本身已经毁坏得很厉害。大悲阁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楼,楼阁并列,在构图效果上形成了整个组群的最高峰。大悲阁前面庭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小楼,其中一座是转轮藏,整座小楼的设计就是为一个转轮藏而构成的。到现在为止,这个转轮藏是中国现存惟一第十世纪的真正可以转动的佛经的书架。与大悲阁相对在轴线上是一个18世纪建造的戒坛。戒坛的前面有一座平面正方形,每面突出一个抱厦,从而形成了极其优美丰富的屋顶轮廓线的摩尼殿。这一座殿是11世纪建造的,是这个组群中除戒坛外年代最晚的一座建筑。摩尼殿前面的大觉六师殿和它前面左右侧的钟楼鼓楼则不幸在不知什么时候毁坏了。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组群。现在还保存着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全部是由公元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这一个世纪之间建成的。这个组群规模不如正定隆兴寺那样深邃,但是庭院广阔,气魄雄伟,呈现很不相同的气氛。这个组群虽然年代相距不远,但是隆兴寺是在汉族统治之下建造的,而善化寺所在的大同当时是在东北民族契丹、女真统治下的。这两个组群所呈现的迥然不同的气氛,一个深邃而比较细致,一个广阔而比较豪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北不同民族的风格。可以附带提到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它是原来规模宏大的华严寺组群遗留下来的两座建筑之一,虽然它是其中较小的一座,可是作为一座1038年建成的佛教图书馆,它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靠着这座图书馆内部左右和后面墙壁,是一排“U”字形排列的制作精巧的藏经的书橱壁藏。这个书橱最下层是须弥座,中层是有门的书橱主体,上面做所谓“天宫楼阁”。这个“天宫楼阁”可以说是当时木建筑的一个精美准确的模型。整座壁藏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书橱。


在山西洪赵县的霍山,有两个蒙古统治时代建造的组群广胜寺。这两个组群是一个寺院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叫作上寺,一部分在山下叫作下寺。上寺和下寺由于地形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轮廓线。上寺位置在霍山最南端的尾峰上,利用南北向的山脊作为寺的轴线。因此轴线就不是一根直线而随着山脊略有曲折。在组群的最南端,也就是在山末最南端的一个小山峰上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琉璃塔。尽管这座琉璃塔是15世纪建成的,却为14世纪的整个组群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寺的规模比较小,可以说是上寺的附属组群。在这两个组群中,结构上大量地采用了蒙古统治时代所常用的圆木作结构,并且用了巨大的斜昂,构成类似近代的桁架的结构。这种结构只在蒙古统治时期短短的一百年间,昙花一现地使用过,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看见。广胜寺原来藏有稀世的珍本金版的藏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经企图抢劫这部藏经。现在人民政府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当时为了保卫这部藏经,曾经率领八路军部队在寺的附近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胜利地为祖国人民保卫住了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


14世纪末叶以后,那就是说明、清两朝的佛寺,现在在中国保存下来的很多,只能按照不同的地区和当时不同的要求,举几个典型。

首先是所谓敕建的寺院,亦即皇帝下命令所建造的寺院。这种寺院一般地规模都很大,无论在什么地区,大多按照政府规定的规范(亦即北京的规范)设计建造。例如现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所在的广济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寺位置在城市中心的热闹区,占用的土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是还是有完整的层层院落。山门面临热闹的大街,门内有一个广阔的可以停车马的前院。这种前院,在一个封建帝国的首都,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富有的商人等等,特别是他们的眷属,到寺里烧香礼佛所必需的。面临前院和山门相对的是一座天王殿,殿内有四尊天王像,它们不仅是东西南北四面天的保卫者,并且是寺院的保卫者。在天王殿的前面,在前院的两侧是钟楼和鼓楼,每天按照寺院生活的日程按时鸣钟击鼓。天王殿的后面,是寺内的主要建筑大雄宝殿。它的后面是圆通宝殿。前一座供奉的是三世佛,后一座供奉的是观音菩萨。最后是一座两层的藏经阁,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著名的佛牙就供奉在这座阁上。从天王殿一直到藏经阁的两旁是一系列的配殿和廊庑,把整个组群环绕起来,同时也把几个院落划分出来。由于地势比较局促,广济寺的庭院虽然不十分广阔,可是仍然开朗幽雅,十分适宜于修身养性,陶冶性灵。在这方面,建筑师的处理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个组群的右侧,另外还有几个院落,是方丈僧侣居住的地区,现在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址所在。这个组群原来是17世纪建造的,后来曾经部分烧毁,又经修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广济寺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中国佛徒活动的主要中心了。


在北京郊外西山的碧云寺是敕建寺院的另一典型。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建筑处理的手法和市区佛寺的处理手法也就很不相同了。碧云寺所在的地点是北京西郊西山的一个风景点。这里有甘冽的泉水,有密茂的柏林,有起伏的山坡,有巉岩的山石。因此,碧云寺的殿堂廊庑的布局就必须结合地形,并且把这些泉水、岩石、树木组织到它的布局中来。沿着山坡在不同的高度上坐落一座座的殿堂以及不同标高的院落。在这个组群中可以突出地提到三点:一个是田字形的五百罗汉殿,这里边有五百座富有幽默感的罗汉像,把人带进了佛门那种自由自在的境界。罗汉堂的田字形平面部署尽管是一个很规则的平面,可是给人带来了一种迂回曲折,难以捉摸,无意中会遗漏了一部分,或是不自觉地又会重游一趟的那一种错觉。另一个突出点是组群的最高峰,汉白玉砌成金刚宝座塔。从远处望去,在密茂的丛林中,这座屹立的白石塔指出了寺的位置,把远处的游人或香客引导到山下山门所在,让人意外地发现呈现在眼前的这一座幽雅的佛寺。关于这座塔,在另一段中将比较详细地叙述,在这里就不必细谈了。另一个突出点,是以泉水为中心的庭园。在这里有明澈如镜的放生池,有涓涓流水,在密茂的松柏林下,可以消除任何人的一身火气,令人进入一个清凉的境界。总的说来,这个组群是在山林优美地区建造佛寺的一个典型。浙江杭州的灵隐寺,以及江西庐山很多著名的寺院,都是相同的效果。


中国南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原因,佛寺的建筑就和北方的特别是敕建的佛寺在部署上或是在风格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四川峨眉山许多著名的寺院,都建造在坡度相当陡峭的山坡上。在这里气候比较温和而多雨,山上林木茂盛,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个沿着山坡一层比一层高,全部用木料建造的佛寺组群。由于天气比较温暖,所以寺庙的建筑就很少用雄厚的砖石墙而大量利用山上的木材作成板壁。院落本身也由于山地陡坡的限制而比较局促。但是,只要走出寺门,就是广阔无边的茂林,或是重叠起伏的山峦,或目极千里的远景,因此寺内局促的感觉也不妨碍着寺作为一个整体的开阔感了。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等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在中国佛寺的建筑中初次出现了发券的砖结构的殿堂,一般被称作无梁殿,例如山西太原永祚寺、山西五台山的显庆寺、江苏苏州的开元寺、南京的灵谷寺、宝华山等。

这种的结构都是用一个纵主券和若干个横券相交,或是用若干个并列的横券而其间用若干次要的纵券相交贯通。这种发券的建筑在西方是很普通的,但在中国,虽然匠师们在建造陵墓和佛塔中已经运用了一千多年的发券,却是在外表形式的处理上,当时的工匠用砖模仿木结构的形式,砌出柱梁斗栱、檐椽等等。这种做法本来是砖塔上所常用的,把它用到殿堂上来,可以说又创造了佛教殿堂的一个新的类型。在太原永祚寺,除了大雄宝殿之外,还和东西配殿构成一个组群。一般说来,这种结构方法还是没有普遍地推广,实物还是比较少的。


有必要叙述一下满族的清朝(公元1644—1911年)时期中修建的一些喇嘛寺,如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等。


喇嘛教是在元朝蒙古统治时期(13世纪后半和14世纪)由西藏传入汉族地区的,满清皇朝中,西藏和北京的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西藏的统治者接受了中央政权封赐的达赖和班禅的称号。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在建筑上反映出来。在北京城的北面修建了东黄寺和西黄寺两个组群。东黄寺是达赖喇嘛到北京时的行宫,西黄寺则是给班禅喇嘛的。可惜在本世纪的前半,在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这两个组群都被破坏无遗了。因此在北京,我们只能举雍和宫为例。


雍和宫是清朝第三代皇帝将他做王子时的王府施舍出来改建的,于1735年完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喇嘛寺。庙前有巨大的广场和三个牌坊,山门以内中轴线上序列着六座主要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用传统的汉族手法建造的。其中法轮殿平面接近正方形,屋顶有三道平行的屋脊。中间的一脊较高,上面中央建一座“亭子”,前后两脊较低,各建两座“亭子”,形成了在下文将要叙述的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而这种塔却是在15世纪由西藏传到北京的。


组群的最后一进是绥成殿,与左右并列的两阁各以飞桥相连。这种布局是中国建筑中比较罕见的,但其来源并不是西藏而是汉族的古老传统。


雍和宫最高大的建筑物是万福阁,阁内是一尊高达20米的弥勒佛像。

河北省承德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建有避暑山庄(离宫)。在避暑山庄的东北的丘陵地带,从公元1713年至1870年之间陆续建造了十一座大型喇嘛寺组群,其中八处至今还存在,称为“外八庙”。这些组群都建造在山坡上,背山面水,充分利用了地形,形成了丰富的轮廓线。在这些建筑中,有模仿新疆维吾尔族形式的,有完全西藏式的,也有以汉族形式为主而带有西藏风趣的。


上面只举出了少数突出的著名佛寺组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佛教建筑仅仅就是这种大型佛寺。事实是,数以百计的佛寺,可能到十万以上的大大小小佛寺遍布全中国。大的如上所述,小的只有一个正殿两个配殿,和一般小住宅差不多。这些无数的佛寺中各有不同的地方风格,其中也有极优秀的作品。从佛寺的数字和分布上看来,也可以看到佛教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性影响。但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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